近日，有女性匿名发长文爆料称，曾被某媒体人性侵，随后作家蒋方舟和知名前媒体人易小荷也表示，曾被其“摸大腿”性骚扰。有媒体陆续接到4名女性爆料，均称遭遇其性骚扰，其中一人为当时实习的学生。
 
　　照理说，这些事如果属实，很早之前就发生了。为什么许多女性遭受性侵和性骚扰后当时不愿意站出来？很多时候，当事人不可能或不好意思出面指控，现场也不会有证人帮忙，这大概是很多女性面对性骚扰最无奈的举动。
 
　　对此媒体人王志安微博上的评论很有代表性：“就是因为一旦他们这么做，会有无数渣男出来往她们身上泼脏水：当时为什么不制止？你有几个男朋友？是不是给人家发的短信让人想入非非了？摸一下有证据么？知道谁主张谁举证么？公益领袖百大知识分子做的事情了不起，你背后没有阴谋吧？”
 
　　公众也许应该反思，在面对性骚扰与性侵害时，我们的社会舆论充斥的，反而是对受害者的道德谴责与羞辱：在“注意安全”的规训外，我们的社会舆论从不缺对“怎么没有保护好自己”的事后诸葛亮。我们质疑受害者“为什么不抵抗”、怀疑她之所以遇害“肯定是自己风骚不检点”，甚至将性侵犯调侃为“嘴上说不要、身体很诚实”……正如柳岩作为伴娘被骚扰后，也同样有类似的声音：“长得安全点就没事”；正如更早一点，李天一案件后，有人试图以被侵害人是“陪酒女”为李天一开脱减罪，当时网上不乏这样的声音：“谁让你是陪酒女”“活该，不去夜总会之类的地方不就没事了么”。
 
　　“性骚扰”是一个法律罪名，但如果法律粗放一下，这就成了“亚文化”。很多人对此不以为意，丝毫意识不到会对女性造成伤害，甚至有将其视为某种“带荤”文化的心理，或者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，很少有人思考自己的亲人子女，也许会因此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于是公共交通工具上，酒桌上，上下级之间等，都是“性骚扰”问题的“频发地”，结果都成了品行问题。于是受害者则大多忍气吞声，至多给予当面的斥责和警告，鲜有人诉诸法律。
 
　　如今，一些公司招聘公然要求女生会陪酒，老板指派女下属陪唱，这些江湖事实在太多，又一律被美化为社交规则。说什么“性骚扰”，那不过成了咬文嚼字。受了一点不公就哭着找律师，那是美国人的习惯。相反，我们的社会，从不少针对女性的“好心”劝诫：女人不要独自出门喝酒、不要孤身一人走夜路、不要去偏僻无人的地方、不要单独和异性出门、不要穿着“暴露”举止“性感”……然而，世界之辽阔，生活之精彩，为什么女人不能充分自由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命形态，女性一样有权于这世间自由来去，不被骚扰、不受威胁。那些看似好心的劝告规训， 本身就构成了另一种对女性生活与生存空间的挤压与限制。
 
　　湖南师范大学曾对1200名女大学生进行关于性骚扰的问卷调查，结果显示84%的女性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，其中，明确认为遭遇性骚扰就应该严厉制止的女大学生仅有56%，默不作声或者选择躲避或者逃避的占到了将近50%，而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比例也非常低。也就是说，性骚扰是比较普遍的现象，其中沉默者占据半数。性骚扰是对不少女性来说难以启齿，说了也许会对名誉、爱情、生活、学业、工作产生影响，但息事宁人并不是最佳对策，这会纵容骚扰者。
 
　　被称之为“全国首例”的“性骚扰”案发生在2001年7月的西安，30岁的童女士控告其上司对她进行了性骚扰。5个月后，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诉讼。正是证据的难以取得，成了“性骚扰”司法认定的拦路虎，这也是绝大多数同类案件的共性所在：通常发生在私密的场合，很少有第三人在场，而言语和身体接触又很难留下证据。即便有证人，想要搜集证人证言或说服证人出庭作证，也是一项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根据民事诉讼中的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原则，无法证明“性骚扰”的发生，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。
 
　　再仔细分析一些女性的心理不难发现，在地铁、公交车等公共场所遭遇性骚扰时，大多数女性碍于面子，是不敢吭声的，顶多是换个地方站，尽量躲着不怀好意的人。而且，车厢里人多时，难于取证，也不能把色狼怎么样，不少人遇到“咸猪手”，也只能吃哑巴亏。而周围的人因为事不关己，看到了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不少色狼正是抓住了这些弱点，才敢大胆下手，为所欲为。其实，正是这种集体沉默助长了地铁色狼的气焰。
 
　　当然，打破“沉默的受害者”还需要法律来撑腰。性骚扰缺乏明确的界定以及惩罚较轻下，女性则缺乏了维护自己荣誉的助推力。相较之下，名誉的损失和对性骚扰人很快被放出的后怕，让她们对性骚扰行为充满了畏惧，由此说来，修改完善性骚扰相关法律，加大对性骚扰者的惩处力度，为沉默的大多数撑腰，才能形成对性骚扰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。